范泉（1916——2000），原名徐炜，教授。江苏金山（今属上海市）人。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任上海《中美日报》副刊主编，上海永祥印书馆编辑部主任，复旦大学、新中国艺术学院讲师。建国后，历任上海市总工会机关报编辑、新闻出版印刷学校分校副校长。1957年来到青海，1979年，他在青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授。1987年，七十岁的范泉从青海调回上海，担任上海书店总编辑。1996年，范泉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出版，1997年9月,《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赢得国家图书奖中最高一级的荣誉奖。1993年，范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词典》 （江苏文艺出版社）对学界影响很大。

范泉一生，和许多学界名流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在复出后写下了大量的文学回忆录。

20年前，当我考入青海师院成为中文系的新生时，在这所内陆高原学校的讲台上，陆续出现了一批刚刚结束磨难，重获劳动权利的教师。他们大多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蒙冤含屈被流放到天荒地远的青海高原的知识分子，他们身后几乎都有一个充盈了苦涩泪水的故事。当他们度尽劫波，重归知识者安身立命的文化岗位时，便拼命释放生命的能量，像一团火般燃烧着自己。这些有着特殊经历的老师，成为校园里颇受学子仰慕和尊敬的人。白日里，在课堂聆听他们的教诲，晚上熄灯后，寝室里卧谈的话题，也时常不离这些先生们的经历，而其中让我们感到最富传奇色彩的无疑是范泉先生。当时，我一鳞半爪地了解到，先生是四十年代上海一位很有影响的编辑家，还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过日本人写的《鲁迅传》，而50年代被发配青海，在塔尔寺清扫庭院这一切，在未谱世事的年轻人的心目中，是足够起某种神秘感的。

1986年夏天，我通过了研究生考试，正式成为先生的关门弟子。在我的印象中，当时先生过着一种极其简单的生活。他的家人远在上海，一位七旬老人独自料理生活，其清苦是可想而知的。他经常是一碗白饭加一点榨菜便凑合一顿。每每走进先生的寓所，就会有一种寒伧的感觉，屋内的书桌、书橱、角落堆满的书籍杂志和来往信件使房间显得零乱，几件必备的家具已显陈旧，唯有一部彩电和一把做工还算考究的木制躺椅，是屋内最“奢侈”的物件。

先生在生活上无所求，而在工作上却非常较真，不能容忍任何一点马虎和粗疏，这是他们那一代知识者共同的品性。可能因为是编辑出身，他对文稿的运思谋篇，遣词造句，到标点符号的使用，甚至书写的规范都有一丝不苟的要求。成为先生的弟子后，第一次受到先生的批评，大约就是因为书写字迹的潦草和不规范。记得我的一个书写符号经他纠正后又在另一篇提交给他的文稿中出现，他曾当众指责我是“顽疾难愈”，还有一次他读了我发表在一家学报上的论文，将一个有语病的句子用红笔勾出，并在空白处写道：文章虽然是你写的，一旦发表却是社会产品，出现这种错误，是不负责任，是不尊重读者。当时对此我是颇不以为然的，心里认为太过苛刻。直到后来，先生主编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因故停刊，我们帮助处理未刊的来稿，见到先生编过的原稿，除了用工整的字体写出详尽的修改意见外，还对文中一些用语不当之处一一挑出，并字斟句酌地加以修改。似乎要将每一个汉字的语义功能发挥到极致，甚至对誊清稿的格式都用另纸图示标出。经他的手编过的文章，都有了脱胎换骨的模样。正因为他的严格认真，才使这份刊物赢得了极佳的口碑。先生曾对我们说，一个词句运用得是随意还是谨严，看似简单，实则见出作者的为文为人的态度和精神。看来，先生正是从这一点一滴的细微处，对我们进行着严格的训练，督促我们养成良好的学风。

先生十分重视对原始资料的挖掘。他认为对于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人而言，阅读原始材料，这是最重要的学术积累方式。在我们入学之初，他就要求我们去图书馆尽量广泛地翻阅新中国成立前的旧报刊，并要做出详细的笔记。有一次，他在查看我的阅读笔记时提醒我,不仅要注意刊物类别、内容、倾向、文风,对装帧、插图甚至广告亦要留心,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那个时代的风尚。实际上,先生强调的是一种历史意识,努力使研究者介入历史的情境,获得真实的“在场”的感受,这样,才能在面对历史言说时有坚实的根基支撑。先生对80年代后期出现的那种注重观念演绎,忽视丰富现象,欠缺细致的学理辨析的空疏、虚浮的学风是颇有微词的。在指导我们进行论文写作时,他绝不允许我们在没有事实依据和经过细致辩析的情况下,凭借情感而不是理智空发议论。记得我在提交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中,将50年代后期出现的李劼人的《大波》和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这两部表现近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化的历史小说进行了粗略比较,说这两部作品共同的欠缺是基于一种特定观念来图解历史因而丧失了真切的历史感。先生当即问我的立论依据何在，并说研究过去时代的作家,必须要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要以宽容的态度去加以体会,而不能粗暴地作是与否的简单化裁判,像李六如这样一位革命者,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他的奋斗理想,却不能轻易否定他的奋斗精神的真诚性。先生的这番话给我的印象颇深,使我对“知人论世”的含义有了更正确的领会。

先生虽强调史料积累的重要性,同时也告诫我们不能太过拘泥于现象本身,一定要对经验事实进行历史的、文化心理的透视。故此,他在给我们开设“现代文学研究现状”课程时,着意介绍、分析国外学者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以期拓宽我们的视野。先生曾以捷克学者普实克的研究为例,来说明对一个具体文学现象的透彻分析是与对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刻体认联系在一起的,否则,研究只能浮于表面,缺乏厚重感。他还特意在研究生的培养计划中加大了理论课的比例,以为一个文学研究者不仅要具备对艺术作品敏锐的感知力,而且应当拥有运用理论的利器穿透现象帷幕的眼光、识见。先生确是为培养我们制订了一个较高的预期目标,只是愚钝如我,至今距离先生的期望甚远。

在学术上,先生是严师,在日常生活,与他的认真秉性相伴的却是仁厚。1987年,年事已高的先生调回上海工作。经先生联系,这一年的秋天我们有机会赴上海为准备毕业论文的写作查找资料。临行前,先生来函,详尽说明了他将在车站的哪个出站口接站,如万一接不到,怎样乘车到住宿旅馆,将乘车路线交代得清凊楚楚。到上海后,先生又亲自奔走为我们购买公交车票,办理上海图书馆及徐家汇藏书楼的借阅证,介绍我们去拜访有关学者、作家。当时他已开始组织编辑《中国近代文学大系》,需他处理的事务相当繁重,而依他的性格,又是无论巨细,事必躬亲的。但只要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会不辞辛苦地去加以解决。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每天要从双峰路的住所赶到福州路的工作地,又来到华东师大的学生公寓关照我们,在或风或雨的天气里,在拥挤的又时常堵塞的公交车里，需要颠簸相当长的时间,而对这一切,我们的内心只有感激。我们曾惊讶他年迈的身躯何以蕴涵如此饱满的精力,事后想来,他实际是怀揣着一团火来扶掖着后学,虽然他的关切之情从不曾在他平静的面容中流露。

（未完待续）